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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口述工作时，我下定了决定。三年前参加证言集第四辑的过程中经历的事情一直留下了心理负担。那时遇到的一位奶奶话非常多，另一位奶奶几乎不说话。最大限度地夸大对于日军“慰安妇”已经了解的真相，或者断绝拒绝访谈，三缄其口，我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惊慌失措，最终这两位的“证言”不得不从书中删除。可能见的奶奶不对吧。我一度悲观地认为自己“运气不好”。但是我却发现，与我相比，“成功”进行访谈的其他朋友更经常与奶奶见面，对于奶奶的沉默和身体动作更为沉稳，更仔细地倾听奶奶的声音。不好的东西不是我的运气而是我的态度。由于我态度的问题，奶奶们艰难回想起的记忆无法变成文字。
我将以不亚于她们的勤勉、诚实和沉稳投入本次工作中。这次机会还可以偿还上次欠奶奶们的心意。我自愿担任忠清组的组长，参加了战略会议。三位组员各负责一位奶奶进行访谈，再分别赋予辅助访谈人的资格。两个月的时间里，至少要拜访奶奶三次以上，倾听奶奶的所有记忆、身体动作和沉默。“只听不问”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充满自信，甚至担心起如果访谈结束得太快该怎么办。

赵颐善（조이선）（化名）奶奶下半身麻痹，行动不便，独居生活。我担心奶奶身体欠安，是否能接受访谈，但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奶奶的精神头儿不错，说话条理清晰，这让我放下心来。见奶奶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之前打了很多遍电话，但奶奶就是不接。雪上加霜的是清州市政府负责公务员也总是通话中，尤其是最近见到奶奶的挺对协工作人员也去休假了。担心和不安稍稍地涌来。日子在焦躁中一天天度过，最后到了发布暴雨注意警报的日子，我们^{[注 150]}冒然拿着一个地址坐上了高速大巴。
如同谎言般普照的阳光一样，虽然惴惴不安的心情让我们有些汗颜，但还是轻松找到了奶奶的家。奶奶就住在住址上写的地方，一看到我们，她就露出欢迎的笑脸迎接我们。她说电话号码换了，正担心联系不上，拜托我们一定要通知“首尔办公室”。奶奶认为“首尔办公室”，也就是挺对协是必须要联系上的重要地方。我们以为这个情况将为访谈带来良好的影响，这让我们非常高兴。
听奶奶说，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两条腿和一条胳膊动不了。地板中间铺着一床厚厚的被子，四周放置的电视、简单的厨具和药袋反映了奶奶的日常生活。虽说如此，但奶奶气血很好，必要的挪动也能完成，我觉得真是万幸。谈起近况的奶奶突然哭了起来。由于依靠臀部挪动身体，髋骨非常疼痛，不能完全张开的手脚也让自己显得很凄凉。尽管附近有很多人来帮忙，但还是觉得请人帮忙太过意不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除了紧紧抓住奶奶的手抚摸以外，也找不到别的安慰办法了。尽管非常难过，但奶奶诉苦说，如果去医院的话就需要轮椅，现在身上连五万韩元都没有，根本买不了。这让我措手不及。让我当场痛快地掏出五万韩元可是大钱了。我只能是拿出来几个不怎么样的水果，一边认真地按摩着奶奶的身体，一边表达我关心奶奶的心意。
一道出拜访目的，奶奶就断然拒绝了访谈，说进行“慰安妇”申报的十年前都说了，又要干什么？对于奶奶来说，“证言”是一种“可怕的经历”。那是一件必须描述“几个军人进来了，如何脱了裤子，如何睡觉”的事情，是一件为此必须回想起“那个肮脏的”记忆的事情。虽说不想说的可以不说，但对于奶奶来说，口述本身就“全都是不想说的”，因此奶奶拒绝了访谈。偶尔说到小时候的事儿，到现居住地生活的经过之类的，我们想要把这些话录下来，但悄悄打开录音机的瞬间，奶奶的脸马上就耷拉下来，只好作罢。录音机对于奶奶来说意味着联想到“不想说的故事”的东西。奶奶说在十几年前，到“国家机关”去了两次，每次需要经过八个小时的“审问”，“证言”已经足够充分了。
十天后，我们又来找奶奶。我们希望奶奶明白我们想听的故事不是要“审问”奶奶，只不是要来听奶奶自己讲述。挺对协为了帮助奶奶，也为了赞助我，送来了买轮椅的五万韩元。实际上，这对其他奶奶来说是不公平的。奶奶们通过区政府定期获得生活援助，推动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运动团体只要有必要，就会准备礼物和生活补助，让每一位奶奶都享受到福利。
但看到由于太高兴而手足无措的奶奶，我瞬间有了一种心酸之感。双手合在一起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奶奶的样子甚至显得有些天真。与别的东西相比，轮椅对于无法行走的奶奶来说可是一件必需品。我不想琢磨既然这么需要，奶奶为什么不留点儿买轮椅的钱呢。很多奶奶都是不想自己花一分钱的。
趁着气氛比较愉快，我们小心地再一次提出访谈。反复地说服奶奶，我们只是来听您讲述的，不是强迫的。奶奶最后终于点头了，我心里乌云好像瞬间飘走了。然而，也不是马上就风和日丽了。奶奶只是大概说了说小时候的事情、“慰安妇”征招过程和慰安所生活。一问到具体内容，奶奶就嚷嚷你怎么听不懂啊，真让人郁闷。奶奶继续抛出缠绕的线团，我完全找不到能够解开线团的线头。
我觉得好像没有守住不强迫的约定，这让我深感自责。既然说了只是倾听口诉的访谈，但我为什么会问那么多问题呢？但停止录音的时候，这个自责又有了些委屈。我适当地插入“怎么做的？为什么？谁？”之类的问题。我要再补全一下奶奶曾经说过的话，除这个纯粹的目的以外，没有其他嫌疑。以已经了解的“慰安妇”的常识，我知道存在不明确的部分，尽管想要填补一下，但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歪曲事实。
第三次来的时候，奶奶更加沉默不语。奶奶看起来很不安，担心“如果我说错了，被抵制的话该怎么办”。担心要是说错了的话，微薄的补助也不给了该怎么办呢。所谓的说错话指的是说出来了脱离众所周知的“慰安妇”故事的经历。
奶奶需要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需要冬天的棉裤，需要存些大米，还需要熬汤喝的肉。是不是想要的东西越多，就越会热爱生活呢？虽然一下子高兴起来，但这些超出我能力的令人难过的要求的确很难满足。
我向金明惠（김명혜）教授请求帮助。我认为教授的年纪和功力，加上所谓“教授”的权威可能会打破奶奶的沉默。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对的。不是像我这样听不懂话的“小姑娘”，而是“大婶级”的教授亲切的拜访可能会让奶奶放松警惕。但是，奶奶一察觉到与教授说得渐渐多了，暂时营造起的和睦气氛瞬间消失了。
奶奶对于教授无意间对一些小东西问起的问题也表现出紧张，想要说得再深入一点儿就发火了。尽管频率不是很高，但奶奶对教授也厚着脸皮地要挟。接着奶奶又用微笑和感谢来缓解之后尴尬的气氛。在不知道说错话是否会威胁十余年来领取的生活援助的不安中，奶奶就这样抓不住头绪。
我真的很好奇。对于奶奶来说，能说的话与不能说的话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的呢？是过去奶奶看什么东西，听什么话积累了判断的依据吗？人们看着“慰安妇”奶奶猜测奶奶的过去。人们猜测奶奶一定是纯洁的小姑娘，一定是被日军强征后，在监禁之中持续遭受性暴力，因此对奶奶给予安慰的眼泪和温暖的拥抱。猜测的原型是十几年前首次提出“慰安妇”问题的时候形成的，对于其他可能性却不想谈及。也可能是认为具有其他经历的妇女不是我们已经接受的“慰安妇”。
是不是在定形“慰安妇”的严格尺度下，奶奶们被不断强迫接受某种选择呢？作为“错误的选择”所付出的代价，让赵颐善（조이선）奶奶接受选择显得过于残忍了。由于被认定为“慰安妇”，能够摆脱折磨一辈子的贫困的奶奶可能有一天突然再也得不到经济援助了。对于只能茫然揣摩“慰安妇”资格的奶奶来说，被判断是否是“慰安妇”的问题是一件关系生计的问题。因此，奶奶十几年前顺利通过“审问”后，好像是感觉到有必要高高地垒起一道沉默的墙壁。

最终，我们放弃了赵颐善（조이선）奶奶，2002年秋天，我见到了金德八（김떡빨）（化名）奶奶。挺对协工作人员提前警告我说，访谈这位奶奶也不会容易的。说奶奶与别的东西相比，最怕家人知道她的过去。偶然间了解到奶奶过去的丈夫离家出走，不知道原因的婆婆家同情奶奶，宽容了她，因此，奶奶带着负罪感生活着。丈夫已经去世了的今天，家人中知道奶奶秘密的人已经没有了。
我想先跟奶奶熟悉一下。奶奶守着秘密，我认为如果奶奶相信我并不是一个威胁，那么就会对我讲述她的故事。正好日军“慰安妇”健在者奶奶们要在济州岛举行人权活动，我一听到奶奶会来的消息就豪不犹豫地跟着去了。还没有马上进行访谈的想法。只不过想和奶奶好好地玩儿，取得奶奶的信任，这才是重要的。
在济州岛机场卫生间里第一次见面的奶奶真是精神矍铄，样貌端庄。而且与腼腆的外貌相比，非常善于与人交往。好像会很容易地与初次见面的奶奶们打成一片，一下子和气地把我当成“好朋友”。给想像着在被揭穿秘密的不安中颤抖的悲伤女人的我带来新鲜的冲击。看着歌舞水平极高的奶奶，我心中对访谈获得成功的期待越来越大。
奶奶在如美地植物园突然开口。挺对协联合代表金允玉（김윤옥）一向奶奶介绍自己，奶奶就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两位都来自北韩好像也刺激到了奶奶的记忆。对于访谈全无准备的我惊慌失措，好不容易找来数字录音机的时候，奶奶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对于自己经历惜字如金的奶奶能否再次开口呢？我唯有狼狈和懊悔。
然而却意外容易地得以再次倾听奶奶的故事。奶奶一走进分配给我和奶奶的房间里，就以“我……”开头，再次讲起白天说过的话。多亏如此，我不用为引导奶奶口述而作出任何努力。晚上聚餐的时候，挺对协工作人员介绍我说，这个人是倾听奶奶的故事编辑成书的人，最好找这个人口述。这样，我的真面目就好像具有了必须使奶奶进行口述的义务感。我着急忙慌地从包里掏出了以防万一带来的录音机，奶奶一般都会同意录音，不会强烈地反对。
奶奶的经历正符合典型的日军“慰安妇”案例。十九岁的奶奶有一天晚上去见朋友的时候被绑架，后来在满洲的慰安所里被关了五年。解放后九死一生地回到家中，后来由于羞耻心，重复着在别人家干活儿回来的谎话。尽管欺骗了所有人结了婚，最终觉察到奶奶秘密的丈夫离开了奶奶。后来，奶奶依靠捡来的孩子生活，抚养着前夫和别人女人生的孩子生活。
奶奶能言善辩，就好像说过很多遍一样，条理非常清晰。尽管话里话外说自己的经历很丢脸，但在奶奶平淡的语调中却感觉不到巨大的愤怒、巨大的羞耻。只是有着很浓重的痛苦和悲伤，平静地讲述中也会突然流下泪水。感情转换之突然让人失措。
奶奶对于文珠兰的《东淑之歌》正流行的时候离开的丈夫表现出很多恋恋不舍，这件事加上细腻描绘离人的歌词，更加增添了悲剧感。奶奶坚定地认为欺骗丈夫是她的“罪过”，由于没有打“打我也是活该的”她，因此丈夫是“一个好人”。以为如果生了孩子，丈夫就不会走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奶奶对于自己的孩子，就是捡来的儿子特别上心。奶奶接着夸耀儿子夫妇令人敬佩的孝道，他们好像成为奶奶活下去的最大希望。
奶奶毫无凝滞，无需我插言，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我去睡觉之前，奶奶都没有停止讲述，我被她坦率、丰富的故事深深打动。如果能够和奶奶再住一晚的话，就能够补全没说完的故事，但是我可惜第二天必须要返回首尔。这是由于当初在三天两夜的日程中，我只预约了两天一夜。转身离去的脚步真是难以落下。由于一晚上了解了奶奶太多的新秘密，我以为我与奶奶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我毫不怀疑我们面对彼此的时候将分享特别的亲密感。
大概半个月后，我带着轻松的心情来到奶奶家中。顺便捎来在济州岛拍的照片，同时问候一下，再加上访谈。奶奶隆重地欢迎我的到来，让我有了新年、节日、奶奶过生日的时候再来看望奶奶的想法。我想补全一下访谈编辑成书的事儿也不是大问题。
吃了奶奶做好的饭，奶奶的妹妹和朋友突然来访。奶奶一瞬间明显紧张起来。她介绍我是与奶奶在济州岛偶然遇到的，给拍了照片的学生，尽管我不动声色，但奶奶仍然显得很不安。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我说看到本次亚运会时来访的北韩助威团，突然想起奶奶了，所以来看奶奶。盘算着一说起故乡，妹妹也会高兴起来。但是奶奶看上去更加坐立不安。好像由于我，担心秘密会被人发现。
我着急忙慌地离开了，感觉到奶奶放心地叹了一口气，我切实感觉到与奶奶的关系过于超前。对于五十多年来提心吊胆地生活的人来说，我仍是一个不能信任的陌生人。为什么能够在济州岛让奶奶如此敞开心扉呢？与信任我相比，是否是在汇集了“慰安妇”相关人士的地方不隐藏秘密也没有关系而放松下来的原因呢？明确的一点是，奶奶平静的日常生活就是守护着四周充满威胁的秘密，这是奶奶用了一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此后，我为了再次拜访奶奶的确费了很大功夫。一周打了两三次问候电话，表达我要抽空去拜访的意图。但每次奶奶都是以不好受、要去妹妹家或儿媳妇来了等借口拒绝。我承诺将严格保守奶奶的秘密也没有用。实际上，我为了保守奶奶的秘密能够采取的措施就是使用化名、不说具体的地名、不贴照片。尽管我认为这种程度就够了，但对奶奶来说却完全不够。
尽管想要找个时间再说服奶奶，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一打电话，奶奶就越来越不耐烦，感觉奶奶听到我的声音后精神欠佳的脸仿佛就在眼前。最后奶奶终于爆发了，嚷嚷着什么都讨厌，让我安静地活着吧。我醒悟了，我曾经折磨过奶奶，这让我非常气馁。我甚至在想，对于奶奶来说，与在远方的逃避责任的日本政府相比，总是纠缠着要来访谈的我是不是更痛苦的存在呢。
我再也没有给奶奶打电话的勇气了。为了能够只将在济州岛倾听的口述内容形成文字，我向挺对协工作人员拜托请求奶奶同意。说服了听都不想听的奶奶，仅勉强同意写入女性部报告书中。因此，只能从本书中排除金德八（김떡빨）奶奶的编辑稿。金德八（김떡빨）只是奶奶不耐烦地扔给我们的一个化名。人的心情越悲凉，说的话就越糙，我觉得感受到了化名中奶奶的心思，所以我情绪不佳。
奶奶“由于接触过很多人”而感受丢脸。而且担心这个情况会影响孩子和侄子的前途。担心尽管不说出口，但揭穿曾经是“慰安妇”的秘密后，会失去在家人心中的地位。尽管不确定家人了解了奶奶的过往后，会不会改变对奶奶的态度，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奶奶坚信这一点。她的坚信以丈夫的离家出走为契机加深了。奶奶的身心不声不响地被啃食干净，使她惴惴不安。同时，奶奶给自己打上了“犯罪的罪人”的烙印。这是看、听、感受韩国社会对待“接触过很多人”的妇女的态度判断得出的。我不想放弃奶奶的编辑稿。这是因为我认为通过感受奶奶的不安和痛苦，可以反省一下日军“慰安妇”问题是否是对今天韩国社会的某一部分的批判。韩国社会对待性的双重态度在今天仍在”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的人生中增添痛苦。

访谈最终以失败告终。只靠我的思想准备和努力还是太勉强了。尽管想通过奶奶的人生研究“慰安妇”问题，但赵颐善（조이선）奶奶将自己的人生撕裂开来，以符合韩国社会规定的“慰安妇”问题的基调，并且在不断的不安中度过。金德八（김떡빨）奶奶由于自己“丢人的”过往，担心被家人和邻里们指指点点。尽管本次工作失败了，但我相信这两位的人生总有一天会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时将是韩国社会完全通过奶奶们的人生看待“慰安妇”问题的时候，也是韩国社会反省对待性的双重态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