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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元玉（길원옥）峰回路转之后的故事
【※ 听录吉元玉（길원옥）口述的工作是与罗珠贤（나주현）（成均馆大学社会历史系硕士在读）、吴妍珠（오연주）共同进行的。】
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经历了许多曲折才得以收录到书中。2002年5月首次组建研究组的时候，吉元玉（길원옥）的口述工作也一并开始。我们首次组建研究组后，就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学习、访谈概念、录音原则等进行讨论，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倾听”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的故事后，再回到首尔集合，一起讨论各自负责的口述工作的进行情况，以这种方式运营研究组。进行这种初创期的工作时，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回来说，吉元玉（길원옥）曾去过两次慰安所，我们受到不小的震动，对于吉元玉（길원옥）过去的人生充满了好奇。然而，在我们此后一起听录音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认为吉元玉（길원옥）的记忆相比于曾去过慰安所两次的震动显得过于贫乏。我们要求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要更积极主动地进行访谈，以便能够将吉元玉（길원옥）六十余年前的记忆更多地唤回到现在。在第三次访谈时，我也参加到访谈中，以做支援。然而，吉元玉（길원옥）无法轻易地抽出过去的记忆，只回答说“如果都记着这些，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我们认为，为了将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呈现给读者，或者是为了寻找六十余年前的确存在，却没有记录下来的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证据”，需要更丰富的信息。因此，要求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继续增加访谈次数和细心地进行录音。然而，吉元玉（길원옥）的记忆仍然过于贫乏，在沉默着的口述者与组员要抽出更多口述者记忆的要求之间，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渐渐筋疲力尽。最终，在开始本书编辑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只能放弃在书中收录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
截至首次开始对吉元玉（길원옥）的访谈的2002年6月，她仍焦虑自己曾为日军“慰安妇”的事情被周围的人知道。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无论外面有什么声音，都会停止说话，警惕着外面。这样的她通过本次口述工作，与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取得联系，参加挺对协举办的活动，逐渐开始改变自己。首先是通过人权活动等亲睦集会，与其他日军“慰安妇”健在者见面，开始敞开了心扉。渐渐地，为了参加周三示威，一大早就赶忙从仁川赶到首尔，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2003年8月，甚至还拍摄了KBS的《这就是人生》。她说，“没有像挺对协说要去哪儿的时候那么幸福的时候了”，不顾忌表明自己曾为日军“慰安妇”或与其他“慰安妇”健在者见面，投入为解决“慰安妇”问题而积极斗争的“运动圈”。在据推测有8～20万人的日军“慰安妇”妇女中，截至2004年4月，正式向政府申报的妇女有212人，其中通过发行的五辑证言集作证的”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仅有66人。我们认为，“慰安妇”健在者们的故事不应停留在某个人的个人史，而是应代表在异国他乡死去的几十万无名“慰安妇”妇女的声音。因此，如果她们不反对的话，我们就要记录所有健在的”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的故事并将其写成历史。吉元玉（길원옥）充分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也不拒绝“作证”，反而期待着证言集什么时候出版。如果不在被分类为《证言集》第六辑的本书中收录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进行《证言集》第七辑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人拿着麦克风和相机，去记录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而吉元玉（길원옥）又要说“如果都记着这些，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承受抽出可怕回忆的痛苦。我们不认为记录吉元玉（길원옥）故事的工作应由首次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全权负责。与此相比，我们反而认为所有组员应共同负责，共同再现收录到本书中的所有”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遴选口述者的工作，与口述者见面回来后一起讨论的工作，听录音的工作，创建编辑稿的工作，编写参与记的工作等等，我们都是通过几十次的正式会议共同进行的，校正彼此的再现资料，共同完成工作。因此，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说要放弃本次工作的时候，连我们也觉得不能放弃吉元玉（길원옥）。这是由于这可能埋葬好不容易打破沉默站出来的“慰安妇”健在者的勇气。
由于这个原因，我与组员们协商，2004年2年再对吉元玉（길원옥）进行追加访谈。生活在仁川的吉元玉（길원옥）到首尔参加周三示威的时候，周三示威结束后，我在挺对协休息区进行了追加访谈。访谈主要集中到如何去了满洲、中国的，在那里做了什么事儿。不知道是不是吉元玉（길원옥）十三岁的时候，很小的年纪去了慰安所，说“一看到主人奶奶，就比看到军人更害怕得发抖”，没有管着自己的大人和父母的环境本身就是恐怖的，以小孩子的视角回忆了当时的痛苦。吉元玉（길원옥）的记忆严重损坏，仍然无法提供我们满意的“信息”，但我仍认为我们应默认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出版证言集所需的新标准。我们以当初访谈吉元玉（길원옥）的组员制定的基本框架为中心，再填补不足的部分，以这种方式对编辑稿进行重新编辑。我毫不怀疑，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现在已记录成历史的一幕。
但在与组员们讨论的过程中，重新编辑的吉元玉（길원옥）编辑稿时又起了波折。吉元玉（길원옥）第二次去慰安所的时候，至少知道了是去“卖酒唱歌”的，这与我们至今了解的知识，也就是日军“慰安妇”征招过程充满了强征或工作欺诈是相违背的。过去两年来，每次召开编辑会议的时候，都会就如何定义日军“慰安妇”范畴的问题争论不休，现在又是如此。我们今天仍不能忽视日本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击，对于将吉元玉（길원옥）可能会成为攻击借口的故事收录进书中产生怀疑。我们提出一个“能否将吉元玉（길원옥）纳入日军‘慰安妇’的范畴呢？”的问题，再一次陷入混乱。
实际上，有关日军“慰安妇”范畴的混乱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核心话题。“慰安妇”的界限究竟从哪儿到哪儿呢？这个界限又是由谁划定的呢？在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犯罪的现状下，“慰安妇”的界限可以基于健在者的证言和殖民地时期的资料，由历史研究人员划定。这样的话，早期作证的健在者与现在的健在者不是类型不同的“慰安妇”，但为什么参与我们工作的口述者如此难以纳入现有“慰安妇”的界限之内呢？面对这种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我们错过的重要之处，那就是口述者的声音。我们最初开始工作的时候，确定了所谓“慰安妇”的某种范畴或框架，并未要求口述者成为能够证明这些的“证人”。我们的工作就是向口述者提问，然后倾听她们的声音。尽管吉元玉（길원옥）说，“现在是听说了才知道的，那时候慰安妇是什么，挺身队是什么，没人说过。连那种事儿都不知道的话，就猪狗不如了”。电视上报道了“慰安妇”赔偿问题，但惹出给钱少，给不给的是非的时候，又说“说真的该收到钱的人藏着掖着觉得丢脸都不敢抬头，这种不相干的人还这样”，把自己与在电视上讲述自己经历的”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放到同一条船上。吉元玉（길원옥）无法知道，在韩国社会，仅向被强征或被工作欺诈骗走的”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赋予“慰安妇”之名。她把自己的经历说明为“猪狗不如的”经历，此外再无法用别的语言来描述。然而，不管她在韩国社会性论域的框架内对“慰安妇”经历是否感到羞耻，与是否被强征无关，她“猪狗不如的”经历可明确纳入“慰安妇”经历中。这表明我们看待日军“慰安妇”时，不应该将重点放在成为“慰安妇”之前是多么纯洁的姑娘，被征招的过程中存在多少强迫性的问题上，而是应将重点放到当时的”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掌握多少慰安所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被人控制的地方，每天必须被很多男人持续强奸的信息这种问题上。尽管吉元玉（길원옥）知道去“卖酒唱歌”，但对于必须遭受“猪狗不如的”经历，却没能听任何人说过。就这样在信息被完全切断的状态下，知道了要去“卖酒唱歌”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吉元玉（길원옥）的声音不解除“被强征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的官方论域，就无法倾听了。
我们相信我们有力量从基础上拆毁以与个人经历不同的方式构成的官方论域，呈现口述者的声音和口述者的故事。现在，我们的工作超越了只是倾听口述者的声音，拓展到了支持口述者声音的层面。吉元玉（길원옥）的声音对我们来说打破了所谓“被强征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的范畴，她们在所有信息都被切断的状态下，不得不持续遭受着监禁、暴行、强奸等猪狗不如的经历，我们应确立包括所有”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在内的新范畴。也就是说，对于当时什么信息也获得不了的”慰安妇”经历者（受害者）来说，“强制”与“自发”两种概念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支持吉元玉（길원옥）的这种声音，在本书中收录了吉元玉（길원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