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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咳

2002年5月,作为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工作人员首次参与口述工作的同时,我在办公室整理有关奶奶们的基础内容。那时才第一次了解到石纯熙(석순희)奶奶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水原这个情况。既带着欣喜,又带着为什么过去不知道的反省,我开始调查有关奶奶生活的基础内容。但对于奶奶,我所了解的只是住在水原和患有社交恐惧症,不想见任何人而已。
与奶奶有关的资料只有一张向韩国政府提交的受害者申报书。申报材料上,其他奶奶填写的“慰安妇”征招时间、征招场所、慰安所生活、回国情况等都空着没有填写。没有能够联系上奶奶的宅电和住址,水原市政府负责公务员的电话号码是唯一的联系方式。再加上与水原市政府的职员通话,试探一下访谈奶奶是否可行,但对方说奶奶除了这位公务员以外谁都不见,表示不可能,并且不提供奶奶的联系方式。因此,石纯熙(석순희)奶奶没有被列入挺对协制定的第一批口述者名单中。然而,我对石纯熙(석순희)奶奶的执着却并未轻易消退。“社交恐惧症”这个词比任何东西都要吸引我。由于曾经是“慰安妇”,解放后超过半个世界的岁月里无法正常见人,奶奶始终背负着自己的痛苦活着,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痛。尽管奶奶的人生无法写入书中,但我还是坚持着要先见一面的想法。事实上在当时,与作为访谈人相比,我作为挺对协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反而更强烈一些。
我向水原市政府发送了请求协助的公函,以便见到奶奶,经过与负责职员的多次通话后,好不容易才拿到了奶奶家的电话号码。然而,即使拿到了电话号码,但也差不多犹豫了一周时间,对于要不要打电话举棋不定。这是因为害怕奶奶第一次通话时就拒绝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终于到了与第一次跟奶奶通话的那一天,奶奶以愉快的声音接起了我的电话,让我的担心和犹豫变得无影无踪。她反而感谢我的关心,欢迎我随时来。我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如果拒绝了该如何说服,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约定那一天的两周后——2002年7月7日周日下午第一次拜访奶奶家,自己做着拜访准备。第一次拜访时,我向奶奶介绍我自己,并说明在历史上留下奶奶们记录的工作,来的目的是就这项工作征得奶奶的同意。
沿着一条小胡同到达奶奶的家里,这是一座邻近水原空军机场,靠近铁轨的多户住宅,奶奶在这里租了一个两间的全租房,与大侄子(奶奶哥哥的大儿子)夫妇一起生活。奶奶的房间里,电视、衣柜、冰箱等家当占据一面墙,门口有一张放满念珠、药包、一点儿化妆品、饭店赠送的打火机的长条餐桌,窗户边摆放着奶奶亲手酿的酒。从这种房间的氛围来看,也可以猜测出奶奶根本不外出,只在房间里解决所有的事情。
奶奶说市政府的职员打电话对她说希望好好配合,首先打开了话匣子。这时才知道,患有社交恐惧症的奶奶允许陌生人来,而且是要来调查什么的人来拜访的原因。奶奶在外人中最信任的人就是市政府的负责职员,由于这位职员来拜访,说要请求协助,因此才答应拜访的。尽管后来了解了真相,但奶奶除了每月一次到寺庙里供佛、去医院治疗或去药店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在家里,与外人接触的大部分情况是市政府职员打电话和上门拜访。
介绍完我自己后,奶奶说你辛苦了,问我在电视上看到示威游行的奶奶们,那些人也都是去过那里回来的吗?奶奶由于自己曾经是“慰安妇”而避免见人,但对于“慰安妇”问题始终也在关注着。也知道佛教界运营着分享之家。谈到了分享之家,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了讲述。“我也是去中国回来的……”,不用提问就不断讲述的奶奶在外出的侄子一回来就不说话了。看起来,奶奶的历史就连侄子也不能告诉。不得已,只好约定侄子夫妇出去的时候再来,第一次拜访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拜访的时候,为了让奶奶理解访谈的目的和征得奶奶的同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奶奶同意的访谈就是何时、如何征招、去了哪里等内容,对奶奶的生活进行基础调查。
然而,从奶奶正式开始讲述作为“慰安妇”的人生的第二次访谈起却惜字如金。谈起过去的人生时,奶奶尽可能不说不必要的话,几乎不犹豫或重复说过的话。一次说的话也很短,尽可能不说奶奶人生中痛苦或艰难的事情。
尽管第一次见面时答应访谈,也同意把奶奶的故事编进书里,但奶奶对于慰安所的情况却不想说。尤其是说到在慰安所里第一次被强奸那一天的故事,或者是对于与日本军人之间的关系等难以启齿的部分,在讲述的中间总是在干咳,把话停下来,想要尽可能地避免讲到更深层的故事。对于解放后的人生和现在的生活,在中间没有提问的情况下,从头至尾一个人流畅地讲完。问及回想过去慰安所的具体生活时,奶奶就说“说起来都不是滋味的东西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叹息一声或短短地说几个字。作为日军“慰安妇”的经历对于奶奶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不想再提起的故事。
我苦恼着,如何才能让奶奶对我敞开心扉,讲述过去和现在呢。我想起奶奶抱怨过药费涨了,因此提前准备了零用钱,让她买药。我还蒸了点儿地瓜带来和奶奶一起吃,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她还说过没有拐杖,去医院的时候把雨伞当拐杖,我就到水原市区内大医院附近的医疗器械销售店到处找哪里有卖拐杖的。奶奶说“亲生孩子也没有这样的”,她拄着作为礼物的拐杖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上去很喜欢,我反而因为藏在礼物后面的小心思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我为敞开奶奶封闭的心所做出的努力起了作用,还是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奶奶开始信任我,或者对我说出了心中难以启齿的话,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负担,到了访谈的后半段,奶奶的表情跟第一次见面时相比舒展了很多,面对我的时候也很亲切。谈到过去的人生时,干咳少了,对于具有相同经历的其他“慰安妇”奶奶也开始关心起来。访谈即将全部结束的时候,她还亲自参加了挺对协主办的奶奶们的人权活动,与遭受同样伤痛的奶奶们见面。通过这一过程,奶奶感觉到心中深埋着“慰安妇”经历的人不仅仅只有奶奶一个,与她们见面和对话后,开始慢慢敞开向外界封闭的心扉。
奶奶现在都不介意在我面前大声放屁。还倾述一些对家人的抱怨。看起来,奶奶的社交恐惧症慢慢消失了。但她仍不愿意谈起慰安所里更深一层的生活。也不答应除我以外的其他人到奶奶家里拜访,避免同“慰安妇”奶奶以外的其他人见面。
尽管在创建本编辑稿的过程中,对于慰安所里奶奶经历的细节和解放后的生涯,我感觉奶奶还有话没有说完,心情无法放松下来。是否能让奶奶像抽丝剥茧一样倾吐一生保持沉默的过往,这对于我来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我觉得今后还要继续去做敞开奶奶心扉的工作,让奶奶继续讲述还没有结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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