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历史网站

2002年6月，同姜一出（강일출）奶奶的第一次见面是从一场风和日丽的郊游开始的。作为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提供的受害者福利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安眠岛旅行又有唠叨又很悠闲，没有所谓受害者一词的沉重感。奶奶们都用独具个性的语气唱歌和开玩笑，一下子倒出过去岁月的那些经历。姜一出（강일출）奶奶也从儿时的回忆开始不停地讲起回到韩国时的悲伤，现在在分享之家的生活，甚至于在慰安所里遭受暴力的经历。两天的旅行对于奶奶们来说并不只是一次郊游。尽管每个人的人生不尽相同，但奶奶们都有一个曾为日军“慰安妇”的共同经历。而且，郊游让奶奶们从必须小心地对孩子们、亲戚们或邻居们隐藏“慰安妇”经历的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时间虽短，但却是一个能够消除不安的空间。借此机会，奶奶们没有必要将人拒之门外，也没有必要看看身边有谁就能尽情讲述，姜一出（강일출）奶奶也讲起了过去的经历。一开始我担心可能奶奶不答应访谈，或者即使答应访谈也避而不谈很多问题，但奶奶这种积极的态度让我放下了心。与奶奶们一起郊游是一个在访谈之前彼此亲近的过程，是一段非常不错的经历。
郊游之后，周三示威时与奶奶见了两三次面。2002年7月，为了正式请求访谈，我来到了位于京畿道广州的分享之家。尽管奶奶在故乡庆北尚州和首尔还有亲戚，但2000年从中国永久回国后，一直在分享之家生活。这是她认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金钱上都没有必要接受亲戚们的帮助。尽管分享之家拥有完善的设施，不会让奶奶们觉得生活不便，但她还是发泄些各种各样的不满。最大的不满在宗教方面。原因在于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而分享之家却是佛教界运营的。奶奶说，“上帝把我送到这里，就是让我忍受”，为了守护对上帝的笃信，自己正在与自己“认真地斗争”。奶奶的这些话通过与分享之家成员们的小口角中表现出来。不管怎么样，奶奶说由于宗教不同的原因遭受白眼，而且每周周日早上，一次不落地去附近的教会。
在分享之家转了一圈后，我小心地请求访谈，奶奶断然拒绝了。通过郊游和周三示威的见面积累的交情瞬间化为乌有。虽然奶奶在郊游中说，“我把你介绍给我故乡的侄孙”，坚持一起拍了照片，而且第一次来分享之家的时候，也对别人介绍我说“她是跟我关系不错的孩子”，但这种交情并不意味着答应访谈。访谈前积累的交情反而成为绊脚石，可能是奶奶感到不安，只当是侄子家儿媳妇的学生怎么就请求访谈了。但我在被拒绝访谈后，在一个月里通过打电话和在周三示威里见面继续请求，奶奶最后终于说“想要从我这儿听的东西是什么？”，答应讲述她不想说的“历史”。
奶奶的讲述就像是条理清晰的笔记一样，空间的移动较为准确。由儿时、被征招的情况、长春、牡丹江、集安县、做护士时、回国的情况构成的编辑稿前半部分都是按照奶奶说话的顺序记录的，记忆的范围也未发生混乱。通过访谈准备过程发现，与拜访奶奶之前阅读的挺身队研究所1998年的访谈内容相比，没有大幅删减的部分，也没有大幅增补的部分，始终保持较为准确的记忆力。奶奶在先后四次的访谈过程中，重复着几乎类似的框架，正因如此，需要整理缠绕记忆的负担有所减轻了。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仍苦恼怎样摆脱奶奶定形的记忆，以及之前奶奶的记忆为什么标准化成这种形式。
挺身队研究所的上述访谈是在奶奶永久回国之前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于在中国生活期间未揭露曾为“慰安妇”的奶奶来说，上述访谈是在几乎没有口述经历的状态下完成的。那么，奶奶把与我进行的访谈也置于之前记忆的框架之中了吗？经过四次的访谈过程，我发现没有像奶奶这样会讲“历史”的人。奶奶讲述的“历史”只是占据大半个人生的作为“慰安妇”的人生，奶奶好像认为只有这个才是访谈人想要听的内容。那么，奶奶的记忆是不是通过之前的访谈经历定形了呢？是否奶奶人生中重要的部分不是自己整理的，而是经过数次的访谈编辑而成的呢？奶奶固定的记忆框架好像是“你们现在想要听的不就是这些吗？”的反问一样。
只能通过提问来打破奶奶定形的访谈流程。我的提问并不是询问实际经历，而是包括询问奶奶整体的想法，或奶奶感情状态的内容。比如说，问到奶奶结婚生活的时候，不问何时、与何人如何见面后结婚等细节，而是问“奶奶觉得结婚是什么呢？”这种笼统的问题。或者问做护士的经历时，就问“做护士的时候，心里充不充实？”询问奶奶当时的感受。奶奶说虽然一定得结婚，但不要“长得帅的人”，开始讲起再婚丈夫的外遇。谈起做护士的生活，说到尽管救了很多人，但“女儿夭折了。没有钱，什么也没有。一点儿病都没治就死了”，想念没能活下来的孩子。
访谈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奶奶对现在生活的不满所占据。对于道歉和赔偿，看不到日本政府要解决的迹象，在分享之家与其他奶奶一起生活所产生的矛盾，国会和女性部无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和受害者奶奶们的福利，这些是奶奶主要的不满之处。虽然在中国生活的儿子、女儿夫妇都来到了韩国，但奶奶还有一个个人要求，就是建一所能和小儿子一起生活的房子。在奶奶的讲述中重复着这些不满和要求时，为了适当地引导出其他内容，我有意地进行了提问。然而，奶奶却不管问的是什么，只是自顾自说。除了面前坐着的我以外，就好像挺对协别的职员或女性部的职员也在听一样，通过麦克风重复着这样的要求和不满。
奶奶的不满和要求不是分开的。奶奶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快获得赔偿，赔偿就意味着能够有一所能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房子。另外，奶奶吐露了在分享之家产生的很多矛盾，认为只要有了家，就能搬出去了。这不是奶奶一个人生活的家，而是一所能够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大房子。尽管奶奶2002年夏天找了一间一个人生活不算太挤的出租公寓，但房子不太大，就没有签约。奶奶现在的不满和矛盾成为达到某种要求的一种前提条件。 奶奶在访谈中多次说到“为了祖国”、“为了子孙后代”之类的话。奶奶认为揭露曾为“慰安妇”的真相，讲述自己的经历马上就会变成国家利益。奶奶把她的故事称为“历史”，强调其所具有的价值。而且还说，如果能通过讲述“历史”，让子孙后代正确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赔偿了。然而，在吐露不能跟孩子们一起生活的不满时，又表现出为什么不对抛弃了在中国舒适的生活而选择了韩国的自己在物质上给予赔偿的忿忿不平。无论是奶奶因为“祖国”而失去了童年幸福，还是回到“祖国”后要再一次失去的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现在都希望获得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