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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梦

我在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偶然间看到郑瑞云(정서운)亲自收集的与有关她自己的剪报、证言集会照片和视频资料等。在受害者中,像这样系统地整理自己活动情况的,她是第一人,因此我对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感到非常好奇。此外,我还通过熟悉郑瑞云(정서운)的人,了解到她在2001年8月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之前,曾积极参加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和在庆南地区大学、日本等地举行的证言集会等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运动。这让我更急于见到郑瑞云(정서운)本人,参与研究组工作的时候,我豪不犹豫地选择了郑瑞云(정서운)。
郑瑞云(정서운)在镇海市周边的出租公寓里,与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丈夫也是年轻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被强征的受害者,至今仍在参加相关团体的运动。老两口彼此包容着过去经历的伤痛,相依为命。第一次去访谈的时候,我有一种要见到想见的人的欣喜,与照片里看到的不一样,郑瑞云(정서운)紧闭的双唇和面无表情的样子,让我略有些畏惧。由于初次见面的尴尬和她的表情,对于应该如何开场,我心里一点儿谱儿都没有。她对我说,“不是说来听我讲述的么,那就开始吧”,接着就很自然地开始讲述。她从“十四岁冬至的时候去的”起头,以被强征时的情况为中心倾吐自己的记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一口气说完了被强征时、回国时的战俘营生活、现在疲惫的人生等等内容。访谈过程中,她始终都是堂堂正正的。再次翻出想要忘记的遥远记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感到自惭形秽。郑瑞云(정서운)明确地表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或命运才遭受那样的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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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郑瑞云(정서운)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她说要去镇海进行第二次访谈的时候,她说从我拜访之后,夜里就睡不着觉,恶梦连连,变得极端神经质,对我喊道“有什么必要来么”,叫我不要来了。第二次去镇海的时候,无法想像第一次拜访时家里整整齐齐和端庄大方的郑瑞云(정서운)已经卧床不起了。虽然不太擅长,我还是给她做了清麴酱汤,给她僵硬的全身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让她尽快恢复健康,我还热切地期盼着访谈能圆满完成。然而,郑瑞云(정서운)的讲述与第一次的讲述没有什么不同,问得再详细一点儿,她就只说“上一次都说了,还问什么?就这样吧!”
在第二次访谈中,对于我的提问,她的回答都是政府微薄的补助都不够老两口的药钱,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之类的内容。尽管我能够理解她的不满和斗争,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要是距离近一点的话,就常来了,这些不满都能解决。虽然说关系有所缓和,但由于距离上的问题和时间上的限制,第二次、第三次的访谈都没能顺利完成,未取得任何进展。
去第四次访谈之前,我小心地对郑瑞云(정서운)说,如果口述内容不充分的话,可能不能收录进书中。可能是因为我说过可能不收录进书中的话吧。在去第四次访谈的路上,高速公路堵车,她对从首尔花了七个小时到达的我说,为什么这么晚,担心来着,亲切地跟我招呼。她吃了丈夫亲手做的午餐兼晚餐后,与第二次、第三次访谈时不同,开始痛快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与解放后已经和别人结婚的订婚男人的结婚生活、为了把别人的孩子送进大学而勇敢地同生活斗争的故事、被孩子们冷落的故事等等,用烟撑着,说了五个多小时。问到具体的生活,她只说“不记得了,怎么这些也想知道”,谈起与之前的证言不同的内容就是重大的成果。郑瑞云(정서운)过了夜里十一点就把烟掐了,说道,“这回真的是结束了。现在再没有能给你讲的故事了”,结束了谈话。
由于夜已深的关系,当天无法返回首尔,她给我在空房间里准备了被褥。我因为她与之前访谈不同的积极态度而感到欣喜,睡不着觉,就整理下一次访谈中要补充的提问内容。我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我被吓了一跳,郑瑞云(정서운)的房间里,她在黑暗之中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哭喊,轻轻抚摸着她的丈夫不断说着“没事了,没事了”。那天夜里,我也在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哭喊声中饱受折磨。第二天早上,她几乎把我推了出去,我也觉得再继续访谈有些太勉强了。于是说了句祝您健康,约定回首尔后打电话,之后就离开了她家。
在郑瑞云(정서운)的故事里,虽然是疲倦的、想都不愿想起的过去,但却找不到对于过去只能作为“慰安妇”活着的人生的自责和自觉羞耻的东西。她觉得应当感到羞耻的人不是自己,而是设立并使用慰安所的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她再次主张,至今仍未妥善解决,只看日本眼色行事的韩国政府应负起责任。第一次见面后,我认为郑瑞云(정서운)与其他受害者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抚平了过去人生的伤口。然而在与她反复见面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隐藏在表面的堂堂正正下的恐惧和伤痛。
我没再继续与郑瑞云(정서운)进行访谈。如果那天夜里没有听到她的哭喊声,还需要再来镇海一次听她讲述。她过去所受到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还有内心的,知道这些后,我再没有勇气向她再问些什么。除了打电话问候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既主动又充满勇气的郑瑞云(정서운)无法将其内心真正地展露出来,只能这样让痛苦深埋在心中。她在过去给予自己的人生位置上,小心地打造着自己的人生。被里长说的要放了因反抗日帝而被关进牢房的父亲的谎话所骗,被强征为“慰安妇”,过“慰安妇”生活的时候成为瘾君子,但回国后她咬牙戒掉了鸦片。由于害怕别人因为自己曾经是“慰安妇”而指指点点,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辛苦,作为完美的主妇奉献自己,代替得了病而倾家荡产的第一任丈夫做过走私生意、烧饼生意、鹿茸生意,供丈夫的孩子上了大学。此外,进行“慰安妇”申报后,她还为了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在各种运动中身先士卒。
然而,在她的人生故事里,只有一个在日帝强占期和解放后的苦难和痛苦中改变命运的前日军“慰安妇”——郑瑞云(정서운)这个人物的苦难史。其他的人生对于她来说,都只不过是没有价值、没有必要的人生史。如同自己创作的剧本一样,她只堂堂正正地展现作为“慰安妇”的人生和与此有关的人生。进行“慰安妇”登记后,一年里参加几次证言集会和与舆论媒体进行访谈,她好像希望大众通过这些活动听她讲述作为“慰安妇”的人生。她时不时会停下来,一边叹息一边说,“这些话什么时候能说完呢”。现在这句话的意义我好像稍微理解了一些。对于她来说,这是对谁也不能说的遥远记忆。与某种程度上被抚平的“慰安妇”人生相比,无法抚平的遥远人生对于她来说仍是一场恶梦。无法预测要用多长时间才能从恶梦中走出。只能希望她以后不要再做恶梦了。
2003年10月,郑瑞云(정서운)因摔伤住院。看到全身打着石膏的她,我相信她的生命不会轻易就此结束,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然而她住院以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尽管不想承认,但也只能准备她的后事了。我对她说,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在这样的拜托下,郑瑞云(정서운)说了不是遗言的遗言,“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问题。向我们正式道歉。我看不到解决的那一天了,就这么死了,实在太冤了……”。在所有国家都关注“慰安妇”问题的2004年2月,郑瑞云(정서운)离开了人世。她现在可以不再做恶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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