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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那个尤为炎热的夏天，我到金花子（김화자）奶奶的家里去做访谈。在此之前，我作为“与挺身队奶奶在一起的市民集会“（以下简称市民集会）的全职工作人员，到奶奶家中拜访这种事对我来说轻车熟路。由于一直定期上门，与别人相比，我了解了很多奶奶们的个人情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过去不能轻易跟别人说的事情也跟我讲过很多次，因此，我在准备第一次访谈的时候，以为这次也能轻松拿下。再说，尽管奶奶年纪大了，记忆力还相当好。平时聊天的时候，奶奶不时讲出的的慰安所的故事也相当具体，因此我认为，奶奶良好的记忆力能够让我们轻松地完成访谈工作。
奶奶从儿时的家庭关系开始讲起，然后接着说去慰安所的原委，解放后到回国为止的艰辛，以及结婚后领养养子的经过。访谈过程按照顺序延续到回国为止，时间上没有错乱。同预想的一样，每次提问的时候，奶奶都很痛快地讲述，就好像解开缠绕的线团一样滔滔不绝。
奶奶的故事与其他奶奶破碎的记忆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岁月流逝，慰安所的准确地名、转移路线、一起在慰安所里生活的女人们的名字，甚至于她们的故乡奶奶都能一一记得，记忆力很好。船名、慰安所主人的名字、本人情况等所有东西都刻印在奶奶的脑海中。尤其是为了不忘记自己去过哪里，她还特意背熟了船名、一起在慰安所里生活的女人们的名字、慰安所的地名。
过了60多年的故事奶奶至今仍记忆清晰，这源于当时她对于自己不知要去向何方的不安。转移路线和船名等对于奶奶来说是唯一的信息，奶奶的不安使她无法忘记这些信息。这就好像是不忘记回家路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一样，是在奶奶心中刻下的标记。
第一次访谈顺利结束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访谈。奶奶每到这个时候都不拒绝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讲出来。反复的访谈让奶奶很疲劳，但奶奶仍非常合作。只是奶奶不时显露的情绪让我有些担心。奶奶相信自己的证言对今后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有所帮助，进而期待哪怕赔偿再少也是一笔经济收入。这种期待感通过有时问我的“你觉得能顺利吗？会赔偿吗？哪怕是一点点？”显露出来。
死之前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成为奶奶最后的愿望，这并不是因为奶奶想贪图什么。当然，虽然也有通过道歉和赔偿恢复自己的名誉，比现在生活得好一点的想法，但更大的理由是为了帮助经济危机后生活困难的养子。奶奶为了生活困难的儿子省下自己的生活费，汇给儿子。2001年，和准备考试的孙女住在一起，还给交了学费。然而她心里很着急，只靠这些对于儿子的生活没有多大帮助。希望日本政府早点赔偿，让自己和儿子的生活宽裕一些。以为自己是亲生母亲的养子对于奶奶来说和亲儿子没什么两样。她指着家中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说“这个小子是我儿子”，话中隐隐带着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就是有一天死了，儿子会照顾她的后事。这与独自生活的其他奶奶有了区别。奶奶认为最后自己能够依靠的只有养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奶奶不想给家人和养子带来影响，还是因为平时在电视台录像和新闻社的访谈调查都要露脸，奶奶极力拒绝。无论任何理由，她都拒绝公开面孔和名字的采访。即使答应了本次访谈，但需要提前作出不公开奶奶姓名和面孔的承诺。作出了这种承诺之后，奶奶甚至当场给自己起了化名，表现出积极性。化名的框架给奶奶筑起了一道保护膜，因此，慰安所里清晰的日常经历和奶奶自然流露的感情一一呈现出来。
访谈即将结束时候，奶奶最后再一次拜托我们在书中使用化名。尽管一再承诺，她还是担心周围的人或亲戚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对于不知道自己曾经是日军“慰安妇”的孙女、儿子和其他亲戚来说，以后一旦了解了自己的过去，就会说三道四，不愿意来看自己。奶奶向邻居们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帮助独居老人的志愿者。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到至今为止受害者亲身讲述“慰安妇”经历是一件多么艰辛和困难的事情。在访谈的过程中，看着奶奶好像在克服过去，但却一层层揭开无法治愈的伤口的痛苦，我只能发誓一定会信守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