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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谎言
公占叶（공점엽）奶奶穿着褪色的黄色针织衫，黝黑的皮肤露在外面，隐现出浓重的贫困气息和忍耐贫困的坚韧生命力。每次奶奶只穿着褪色的针织衫，光着脚跑到院子里迎接我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她对人生有着深深的眷恋。
奶奶生活在韩半岛最南端，有天涯海角村之称的海南。不知是因为“天涯海角”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和激动，还是因为从过去对其他受害者访谈的经历中走出的悠闲，在去往海南的旅途中，与要从带着痛苦经历的“慰安妇”心中挖出记忆的负担感相比，“这次要与有着什么样人生的女性见面呢”的期待感更为强烈一些。过去与其他受害者见面的经历（参与2001年草绿出版的《被强征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4 - 用记忆重新书写的历史》联合工作的经历）让我领悟到被称为“慰安妇”的集体是由一个个有着自己个性的人组成的，同害怕与受害者见面相比，反而稍有些好奇。在天涯海角生活的奶奶又有着怎样的色彩呢？
负责奶奶的海南郡政府女性福利科职员打电话说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要来拜访奶奶时，她非常担心会是一个男的来进行访谈。其原因在于，奶奶第一次向政府申报的时候，保健福利部的男职员们前来调查。那时候，奶奶在男调查人员面前说起第一次被强奸的那一天晚上“接待”七个客人的时候，脸红起来了，心也砰砰跳，最后谎称只“接待”了三个人。奶奶第一次见我的那一天，虽然也说“因为现在只有女人在场，所以我才说这些话”，但在只有女人在场的场合，她也反复说过感到羞耻之类的话。还问女性福利科的职员，上次来的那个女的（两年前来调查的挺身队研究员）是个姑娘还是已经结婚了。职员回答说她已经结婚了，奶奶就说“哎呀，我还以为她是个姑娘呢，听这些东西，心里得多不好受啊……”，她发出长长的叹息，好像如果访谈者已经结婚了就放心了。并马上就问我，“姑娘？结婚了吗？”，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我的身份将左右今后访谈的成败这个念头，想了一下，就骗她说，“奶奶，我已经结婚了。不用担心，放心说吧。”后来，我向组员们作活动报告时，我的谎话受到了指责。我申辩说，我并不只是为了访谈成功，而是为了消除奶奶的不安，万般无奈才说的谎。后来反复访谈的过程中，奶奶都执拗地打听丈夫姓什么，做什么工作，婆家在哪儿，每到此时，我的谎话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为我祈福的奶奶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都真诚地祝福我一定会生个儿子。不知道奶奶读到这篇《参与记》的时候，会不会有种被背叛了的感受。
可能是托了谎话的福，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奶奶很擅长讲故事。就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的语调，各式各样的面部表情，利用整个身体的描绘，表现出丰富的感情。听奶奶讲故事，就好像看一幕独角戏一样，被奶奶的表演所陶醉，时而一起笑，时而一起流泪，融入她的故事之中。尤其是对于六十多年前的慰安所生活，她清晰的记忆和生动的描绘，与大部分受害者把过去的经历深埋到自己的记忆深处不同，其详细和勇敢令人惊讶。访谈奶奶，几乎不需要我提问，都是在她的主导下顺利进行的，一直讲三四个小时也不休息，只有带来的录音带都用完了的时候，她才会停止讲述。尤其是与初恋的男人见面和分手，她讲了一个多小时令人心酸的故事，这占了很大的比重，编辑稿中无法一一收录非常可惜。
然而，这种奶奶主导下的访谈在最后阶段遇到了障碍。奶奶在访谈的最后说这是迄今为止没有对任何人讲过的故事，事实上，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抓到了中国慰安所，而是在平壤呆了一年半左右。我一改此前以倾听为主的访谈态度，开始追问她在平壤一年半的生活。同时，我的脑海中产生了很多迷惑和疑问。在平壤的日子对于有过日军“慰安妇”经历的奶奶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奶奶为什么到现在也不能像其他故事一样积极地口述在平壤的故事呢？是什么让奶奶做出了改变，反思并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呢？
奶奶似乎是将韩国社会所具有的日军“慰安妇”的某种固有形象（例如，“被强征”、“纯洁的朝鲜女儿”之类的形象）强行内化。因此，尽管她自己认识到了当时是由于贫困，不得不被父亲卖掉，但想让她承认这一点很困难。奶奶感觉人们想听的是“被去工厂干活赚钱的谎言所骗，跟着去的却是慰安所”式的戏剧性故事，而对于在平壤职业介绍所呆的一年半里被转来转去的故事，她认为并不重要。同时，平壤的故事可能并不符合官方界定的日军“慰安妇”性质，这可能使奶奶感到不安。因此，直到现在，平壤的故事对于奶奶来说是一段只能保持沉默的经历，是被社会忌讳的经历。然而另一方面，奶奶在访谈的最后小心翼翼地讲出平壤的故事，可能是对韩国社会打造的日军“慰安妇”的固有形象有话要讲。同我听奶奶讲述平壤的故事所产生的迷惑和疑问一样，奶奶反省并讲述自己经历的时也发生了混乱。虽然提起了话头，但却不能倾吐，经历的主体无法掌握谈论的主导权时，讲述自己经历的语言也丧失了，导致了讲述的混乱，奶奶的内心里是不是有了什么动摇呢？
我无法确定这篇编辑稿能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公占叶（공점엽）奶奶独有的光彩。奶奶勇敢而详细地披露自己的经历，甚至于当我听到“她令人震惊的”经历时都感到不是滋味。访谈一结束，奶奶一定会喝一杯酒，平复内心的痛苦，但编辑稿中却无法讲这些痛苦一一呈现。奶奶说虽然在慰安所中只有痛苦没有希望，但她还是希望铭记一些东西，她有些不知生死的朋友，手腕上留有证明她们友情的纹身，这些在奶奶记忆中共存的东西也无法收录。此外，每次走的时候，她都会亲自榨芝麻油让我带给妈妈和婆婆，这份温暖让人联想到她在《寻找韩国的声音》中深情而流畅的歌唱实力，尽管这些都是奶奶独有的光彩，但也无法收录进编辑稿中。所谓日军“慰安妇”的“证言集”存在着一定限制，只能是在有限的篇幅里，通过文字来再现个人的经历和记忆，很难向读者展现奶奶独有的光彩。但我们在创建编辑稿的过程中遇到的更大的屏障并不是有限的篇幅和文字带来的限制，而是只能将日军“慰安妇”个人的经历和记忆局限在截至2003年韩国社会要求的几种框架下。也许在创建编辑稿的更早之前，只有在奶奶的平壤故事与我的“结婚了，请放心”的自我审查和谎话混杂在一起，才能在韩国社会讲述受害者的经历，但也许会在现实墙壁下碰壁。然而，与金学顺奶奶第一次作证的10年前相比，韩国社会了解到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尽管我们承认前面有无数的限制和苦恼，但还要与受害者们见面，把她们的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