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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要求日军“慰安妇”健在者进行口述的时候，她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对于现有的口述集中未收录自己的事情忿忿不已，指责访谈人，质问访谈人为什么现在才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她们甚至都不愿意访谈人上门拜访。对于积极参与访谈的健在者来说，口述使她们成为附近一带的明星。这是由于报纸或电视的介绍，使得附近的人都了解了她们的经历，有很多人认出了她们，都来亲切问候。此外，有的健在者把“慰安妇”登记证装进相框，挂在客厅的墙上，感到“自豪”。原以为由于长期的受害意识，受害者们会消极地对待将自己暴露于人前的事情。事实上，看着她们主导访谈，让对她们妄下断言的访谈人觉得自己是否太过于先入为主了。对于受害者来说，过去的历史反而被视为是一种能够承受今天生活的动力。从接到“慰安妇”登记证，讲述自己的过去开始，她们的痼疾也痊愈了，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增强了，这种例子说明讲述过去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个治疗过程。
然而，仍有很多“慰安妇”健在者不愿公开身份。本研究组以此前未收录的健在者为主，与口述者进行了交涉，但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访谈。主要原因在于害怕家人或邻居了解自己的过去。尽管访谈人一再说明这项工作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她们哭喊着“历史很重要，可我还得活下去”，在她们面前，历史的责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就算是勉强答应下来，也只同意在家人外出不在的时候让访谈人上门，或者要求不在家里，到其他场所进行访谈。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往往要多次确认自己的任何身份信息都不会被公开，之后方才开始口述。
对于很多“慰安妇”健在者来说，自己的过去是到死都要埋藏在心里的屈辱经历。因此，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孩子，她们“昧着良心”地活在自责里。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内心的不安仍会让她们恶梦连连或者患上精神分裂症。直到今天，对于健在者个人来说，“慰安妇”的经历并不会泯灭在过去的历史中，而是作为幽灵，随时都会在她们现在的生活中复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慰安妇”健在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被视为一种禁忌。然而，虽然家长制的韩国社会强迫人们忘却这些，但另一方面，对于她们个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也就是说，“虽然委屈，但我就这样（从过去的记忆中）解脱了”，“一直都记着的话，可能早就死了”，这样的表述说明忘却对于她们来说，既是一种忍耐艰难岁月的选择，又是一种生存方式。因此，努力忘记的“虽说是真的，却好像在梦里”的过去再次被揭开，这一过程如同穿过迷雾中的迷宫一样困难重重。这一旅程是直面自己痛苦根源的过程，对于口述者来说，口述本身不能不说是在再现痛苦。因此，讲述自己的过去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决心。
然而在韩国社会里，讲述“慰安妇”经历并不是只要健在者开口就行的的问题，无法由她们个人决定。“慰安妇”健在者的口述被置于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上。对于她们来说，讲述过去就意味着与丈夫离婚，是一种深深伤害孩子们的行为，会在心中刻下烙印。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会被用负面的眼光看待，作为她们精神支柱的其他（男性成员）（亲生儿子、养子、侄子）的反对都让她们反反复复，难以下定决心开口。
从某方面来说，自信的恢复，历史的责任感，“慰安妇”登记后国家发放的补助等是在强迫她们出面进行口述，那么另一个方面，家人和社会的眼光及阻挠使她们不断后悔表露身份，从而造成了她们的不安。“慰安妇”健在者的口述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之间，在不断地动摇、矛盾、烦恼中诞生的。因此，“慰安妇”健在者的口述就是一种打破重重阻碍，不再沉默，摆脱束缚的行为。讲述自己“虽然羞耻，但并不只是羞耻”的人生是一种打破此前韩国社会所弥漫的家长制意识形态的主观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