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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故事”?

日军“慰安妇”健在者的口述在“慰安妇”问题成为社会焦点,追究日本政府责任的过程中,成为最具有号召力的证据。在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活动中,收录健在者的口述故事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然而,通过证言提出“慰安妇”问题并加以解决与讲述和倾听受害者经历的工作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切实可靠的证言可以说是一种填补史料空白的有效方法。然而,口述者作为生命的主体,会呈现出对于自己人生进行评价和解释的口述主体性,因而精确地记录口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倾听受害者经历的工作被“证言”所局限,那么就可能会犯一叶障目这种错误。
与必须切实可靠,具备严肃性的证言不同,由于我们将口述作为“故事”来衡量,因此重点在于强调其所具有的主观性体验。这既尊重了经历者的讲述,也从根本上打破了与个人经历不符的官方论调。
受害者回忆并讲述过去是对官方历史,也就是对把持历史知识的权力的一种斗争。按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主张,她们的记忆残片拼凑成的历史包含了多种历史概念。而且,多重的历史有很多接合点。也就是说,历史可能向很多方向转换,因此可能具有与不同于现今的其他现在和其他未来连接的接合点。根据这一视角,本书摒弃了过去的历史是客观的、必然的这种观点,希望基于个人的经历和记忆重构历史,找到批判过去的接合点。
今天,当“被强征的日军慰安妇”的官方记忆与个人的记忆产生裂痕时,个人的记忆成为一种禁忌。关于日军“慰安妇”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只有“被强征”的记忆。因为贫困被卖进性交易场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拉到战场上的慰安所,这些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在其中。然而,被日帝“强征”的妇女与因为贫困被卖掉后拉到慰安所的受害者,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
日军“慰安妇”问题处于朝鲜的家长制与殖民地民族问题碰撞的接合点上。因此,所谓“被强征”的规定简化了“慰安妇”问题,妨碍了我们识破其中包含的多种观念间的相互作用。这种规定无法将家长制和性交易问题作为“慰安妇”问题的一个侧面来理解,排除了被卖进性交易场所的无数受害者的经历。殖民地家长制的受害者,即这种受害者作为日军的性玩物,尽管同“被强征”的受害者一样,在慰安所里遭受暴力,但始终被视为“慰安妇”问题的例外情况。这是由日军“慰安妇”概念过度强调征招过程的强制性所造成的。然而,本书摆脱了仅突出征招过程,即打造日军“慰安妇”典型的现有“慰安妇”概念的生产方式,而主张以实际慰安所中的性暴力经历和当事者的记忆为中心,重新确立日军“慰安妇”的概念。
带着这种问题,本书大胆去除了“被强征”一类的修饰词,意图突显过去从民族论域框架中排除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说,意图把未在宏大论域下形成公论的个人历史用“故事”来重构。
使记忆形成历史并不是要将受害者的记忆从有关国家和民族的论域中删除。讲述和倾听受害者经历的过程,其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史学论域的挑战,是向从民族主义论域的单一角度审视“慰安妇”健在者经历的综合战略的发难。使日军“慰安妇”的经历形成历史既是一份将过去民族史独占的受害者经历带回“‘慰安妇’经历者的历史”的工作,又是一次以当事者的视角和记忆重新审视民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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