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慰安妇
- 战争与妇女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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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实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是大规模强征妇女作为日军性奴的性暴力制度。中日战争爆发后，从日军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的1937年12月起正式实施“慰安妇”制度，具有日军军需附属设施的性质。
其目的是向由于疲劳和死亡的恐惧而备受折磨的军人提供“不会患上性病的、安全的性慰问”。日军相信，可以藉此有效控制军人，在预防性病的同时，还可以防止出现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日本妇女、殖民地朝鲜妇女、台湾妇女及占领区的妇女被强征为日军“慰安妇”。在民族歧视性的社会结构中，越是由于贫穷而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或没有工作机会的妇女越会成为被有组织强征的对象。日军“慰安妇”制度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及家长制为理念背景，得以在日本通过战争而获得的殖民地和占领区实施。
直到战争结束的50余年后，日军“慰安妇”受害问题才浮出水面。1980年代后期，在出现“性暴力”这一社会认识之前，“性”被当做一个难以付诸公论的羞耻话题，人们认为遭受性暴力只是不正派或运气差的妇女才会遭受的事件。在对性暴力受害者施以道德上的非议和社会氛围不利的情况下，“慰安妇”受害者只能承受非议或对于所遭受的痛苦保持沉默。
妇女运动蓬勃发展的1988年，在一个讨论日本男性到韩国性交易观光的问题（又称妓女观光）的研讨会上，尹贞玉教授正式提出了日军“慰安妇”问题。研讨会上强调了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性交易观光的历史根源，只要在某一势力开展政治掠夺、经济掠夺、军事掠夺的地方，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现实问题。妇女团体认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是解决延续至今的针对女性性暴力问题的出发点，并且积极召开研究集会，致力于查明真相。另一方面，在敦促韩国政府积极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查明真相。
妇女团体未从韩日政府那里得到有诚意的答复，随后于1990年11月，36个妇女市民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身队”指日本帝国主义为征用劳动力而组织的“劳动挺身队”，严格来说，意义上与日军“慰安妇”不同。但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人将“挺身队”理解为“慰安妇”。其原因在于，当时离开村庄的妇女没有返回，到处是被称为“挺身队”的“处女献纳”的传闻，以及妇女在战场遭受着“坏事”的传闻。在当时人们的经验中形成“挺身队”=“慰安妇”的误解，这可以证明，当时日军征用“慰安妇”是打着“劳动征用”或“献纳”、“就业”的旗号隐秘进行的。
这种隐秘的性质成为日本政府否认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责任的一个借口。对于妇女团体提出的查明真相的要求，日本政府只是重复着政府或军队未曾参与的答复。韩国政府也对查明真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1991年8月14日，在“慰安妇”问题要再次被遗忘的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慰安妇”受害妇女金学顺首次公开了自己曾为日军“慰安妇”的真相，愤怒地宣泄着，“当时遭受的苦难太可怕了，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这辈子就深深埋在心里……但看到所有国民都忘记了过去，还过着依赖日本的日子，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从她身上获得勇气的其他受害健在者也开始纷纷站了出来。
健在者在向世界公开文献资料中所隐藏的日军“慰安妇”的同时，开始带头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健在者的证言，慰安所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军队的参与事实也一一浮出水面。在对于解放后经受的孤独和生存危机的讲述中，让我们反思社会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漠视。
日军“慰安妇”问题被正式提出来已经过了20多年。在这段期间，发现了可证明日本政府和军队参与的文献资料。1993年，日本官房长官承认了“日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立、管理及‘慰安妇’的移送”，并表示“遗憾”。韩国政府开始向“慰安妇”受害健在者支付补偿及提供生活援助，日本政府设立了名为“国家基金”的民间机构，试图支付“慰问金”而非支付赔偿。虽然一直在呼吁解决“慰安妇”问题的线索应从通过日本国会决议的正式道歉和日本政府层面支付赔偿金开始，但到了2014年的今天，日本政府的态度却反而从“河野谈话”的底线上退步。
在公开曾为“慰安妇”受害者的238名韩国妇女中，2014年10月时，健在者不过55人。曾经在集会、演讲、审判等解决“慰安妇”问题的现场活跃的健在者们再也见不到她们的身影，人们对此的关注以及日本政府受到的压力也逐渐淡化了。健在者们不仅针对日军“慰安妇”问题，而且还大声呼吁反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目前的社会焦点问题。这是由于日军“慰安妇”问题并非过去已经结束的问题，而是如今仍在延续的问题，还应有也许还会是下一代将经历的问题的危机感。不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话，历史将被遗忘。在忘却中，历史的悲剧将会重复。倾听日军“慰安妇”受害妇女的故事并传递下去,这才是我们创造和平的未来而应该做的事情。
其目的是向由于疲劳和死亡的恐惧而备受折磨的军人提供“不会患上性病的、安全的性慰问”。日军相信，可以藉此有效控制军人，在预防性病的同时，还可以防止出现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日本妇女、殖民地朝鲜妇女、台湾妇女及占领区的妇女被强征为日军“慰安妇”。在民族歧视性的社会结构中，越是由于贫穷而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或没有工作机会的妇女越会成为被有组织强征的对象。日军“慰安妇”制度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及家长制为理念背景，得以在日本通过战争而获得的殖民地和占领区实施。
直到战争结束的50余年后，日军“慰安妇”受害问题才浮出水面。1980年代后期，在出现“性暴力”这一社会认识之前，“性”被当做一个难以付诸公论的羞耻话题，人们认为遭受性暴力只是不正派或运气差的妇女才会遭受的事件。在对性暴力受害者施以道德上的非议和社会氛围不利的情况下，“慰安妇”受害者只能承受非议或对于所遭受的痛苦保持沉默。
妇女运动蓬勃发展的1988年，在一个讨论日本男性到韩国性交易观光的问题（又称妓女观光）的研讨会上，尹贞玉教授正式提出了日军“慰安妇”问题。研讨会上强调了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性交易观光的历史根源，只要在某一势力开展政治掠夺、经济掠夺、军事掠夺的地方，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现实问题。妇女团体认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是解决延续至今的针对女性性暴力问题的出发点，并且积极召开研究集会，致力于查明真相。另一方面，在敦促韩国政府积极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查明真相。
妇女团体未从韩日政府那里得到有诚意的答复，随后于1990年11月，36个妇女市民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身队”指日本帝国主义为征用劳动力而组织的“劳动挺身队”，严格来说，意义上与日军“慰安妇”不同。但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人将“挺身队”理解为“慰安妇”。其原因在于，当时离开村庄的妇女没有返回，到处是被称为“挺身队”的“处女献纳”的传闻，以及妇女在战场遭受着“坏事”的传闻。在当时人们的经验中形成“挺身队”=“慰安妇”的误解，这可以证明，当时日军征用“慰安妇”是打着“劳动征用”或“献纳”、“就业”的旗号隐秘进行的。
这种隐秘的性质成为日本政府否认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责任的一个借口。对于妇女团体提出的查明真相的要求，日本政府只是重复着政府或军队未曾参与的答复。韩国政府也对查明真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1991年8月14日，在“慰安妇”问题要再次被遗忘的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慰安妇”受害妇女金学顺首次公开了自己曾为日军“慰安妇”的真相，愤怒地宣泄着，“当时遭受的苦难太可怕了，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这辈子就深深埋在心里……但看到所有国民都忘记了过去，还过着依赖日本的日子，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从她身上获得勇气的其他受害健在者也开始纷纷站了出来。
健在者在向世界公开文献资料中所隐藏的日军“慰安妇”的同时，开始带头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健在者的证言，慰安所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军队的参与事实也一一浮出水面。在对于解放后经受的孤独和生存危机的讲述中，让我们反思社会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漠视。
日军“慰安妇”问题被正式提出来已经过了20多年。在这段期间，发现了可证明日本政府和军队参与的文献资料。1993年，日本官房长官承认了“日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立、管理及‘慰安妇’的移送”，并表示“遗憾”。韩国政府开始向“慰安妇”受害健在者支付补偿及提供生活援助，日本政府设立了名为“国家基金”的民间机构，试图支付“慰问金”而非支付赔偿。虽然一直在呼吁解决“慰安妇”问题的线索应从通过日本国会决议的正式道歉和日本政府层面支付赔偿金开始，但到了2014年的今天，日本政府的态度却反而从“河野谈话”的底线上退步。
在公开曾为“慰安妇”受害者的238名韩国妇女中，2014年10月时，健在者不过55人。曾经在集会、演讲、审判等解决“慰安妇”问题的现场活跃的健在者们再也见不到她们的身影，人们对此的关注以及日本政府受到的压力也逐渐淡化了。健在者们不仅针对日军“慰安妇”问题，而且还大声呼吁反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目前的社会焦点问题。这是由于日军“慰安妇”问题并非过去已经结束的问题，而是如今仍在延续的问题，还应有也许还会是下一代将经历的问题的危机感。不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话，历史将被遗忘。在忘却中，历史的悲剧将会重复。倾听日军“慰安妇”受害妇女的故事并传递下去,这才是我们创造和平的未来而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