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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健在者的故事打破重重阻碍，在研究人员手中变成文字，正式进入书写历史的篇章之中。将口述形成文字的过程并不是直接记录口述者的讲述。由于口述原文中包含着政治意图，即何人以何种目的在何种观点下倾听、再现等，研究人员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口述的再现是口述者与研究人员联手书写历史篇章的工作。
口述者以访谈人作为媒介，把自己的经历和记忆进行第一次再现。此后访谈人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者的第一次再现受损，还通过回忆口述者的身体动作、表情、沉默等和录音资料进行第二次再现。编辑稿是基于第二次再现资料——录音，考虑读者的可读性重新编辑的第三次再现结果。这三种再现结果虽然基于同一个人的经历和记忆，但也可以说是具有不同形式和领域的新“产物”。如果说录音过程是访谈人牢记访谈情况的手段，那么编辑过程就是既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又能有效编排口述者讲述的问题。
在创建编辑稿的同时，研究组把避免损坏口述者的记忆结构放在首位，在这一范围内收集意见，安排口述内容。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口述者所描述的事实（fact）本身有多准确，而不是记住了多少。我们想要通过口述者听到的的和想要让读者了解的不仅是口述者记忆本身，还包括口述者的记忆结构，也就是讲述的主体是何人，社会论范围内口述者所记住和保持沉默的是什么，是以何种形式记忆的。换句话来说，本编辑稿不是“目击”某一事件的人作出的证言，而是“经历”事件的人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以自己独特的记忆结构，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由于这一经历而形成的整个人生。然而在创建编辑稿的同时，组员们逐渐感觉到让未参与访谈过程的读者们直接跟随口述者的记忆结构是一件多么不合理的要求。研究组无法抛出一个错综复杂的记忆线团，或者记录一名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口述者的经历，亦或小心翼翼地拿出政治上敏感的故事，与读者进行分享。研究组不但不能跟随口述者的结构，反而要苦恼于如何取舍。因此，尽管本编辑稿是基于口述者的经历和记忆编成的，但却是在研究组的理解和观点下，在2003年前的社会视角下遴选出来的。
创建编辑稿的同时，研究组也在创造新的编辑原则。即，在编辑方向上，与其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不损坏口述者的记忆结构上，不如表现编辑者积极的介入点。我们认为，如果由口述者主导访谈，那么编辑者将无法主导编辑结构，因此应将重点放在如何表现编辑者的介入点上。
介入点是通过一次性填加小标题和标题表现的。小标题和标题不是有计划地整理的文字，而是引导读者抓住中心脉络，帮助读者阅读由“故事”组成的文章。这些小标题和标题大部分摘自口述者的故事，但口述者并不是以此为脉络进行讲述的。这完全是考虑到可读性，由编辑者创建的标志牌。
第二次介入点在于是否要保留访谈人的提问。研究组也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访谈过程是交互主观的，从编辑稿中有意地删除访谈人的提问，看起来就好像口述者自己给读者讲述一样，也可能造成歪曲。同时，只保留口述者的讲述，删除访谈人的提问，很难延续编辑稿的脉络。尽管如此，编辑过程中也只能有意地删除访谈人的提问，这是为了体现口述者的身份，也就是口述者亲身再现自己的经历。当然，在访谈过程中，访谈人为了触发口述者的记忆，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参与经历的再现，录制资料并创建编辑稿，积极地介入其中，以便将她们的经历传递给读者。然而，不能不认真考虑讲述的主体和经历的主体是谁这一问题。尽管编辑的主导权归访谈人所有，但经历和再现的主体却只能是口述者。如果编辑稿中保留访谈人的提问，那么其提问将与口述者的讲述混杂在一起，无法很好地呈现口述者的故事。换句话来说，口述者作为经历和再现的主体，其故事极有可能会被稀释。再换句话来说，为了更好地呈现经历主体的故事，我们有意地从编辑稿中删除了提问。
我们尝试积极采用中括号和小括号，而非删除提问来帮助读者理解。只有需要较多说明文字的部分内容在正文之外通过脚注加以说明，简单的方言、指示语、动作等均在正文中通过中括号和小括号加以说明，解决读者阅读口述性较强的文字时产生的困难。
代替提问的介入点通过引号来表现。这是从《被强征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4 - 用记忆重新书写的历史》（2001，草录，以下简称证言集第4辑）中获得的灵感。在证言集第4辑中，引号是表示口述者面对读者讲述的话语的符号，同时，还作为口述者再现自我的符号使用。我们承接了证言集第4辑，而后以更广泛的含义使用引号。我们用引号来表现删除访谈人提问所无法呈现的访谈过程中的交互主体性及口述的破碎性。也就是说，通过引号来表现口述者讲述的故事是由编辑者介入重新安排的。此外，读者可以通过引号内简短的话，或者通过连续不断的引号，感受到口述者的口述在哪个部分较为吞吐，在哪个部分较为积极。这种引号既是表现编辑者介入点的符号，又是表现口述破碎性的符号。
然而，引号是限定于口述情况下才使用的符号。在韩国社会中，提及女性经历时使用引号是“陌生”的。迄今为止，我们善于用男性创造的语言倾听或讲述男性的经历，对于倾听或讲述女性的经历仍感到陌生。语言就源于这种意识。因此，无法用语言描述意味着无法正确认识某一事件或经历。例如，大部分受害者只能将骇人听闻的集体强奸经历用“那个”或“遭受”之类的语言来表述。而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那个”或“遭受”之类的语言。她们受到限制，无法将“那个”认识为集体强奸，因此，无法用“被强奸”来表述。哪怕是今天，我们仍熟悉“丧失了贞节”这种认识，她们如果说“被强奸”，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像这样，女性们很难用语言来讲述和倾听自己的经历。在家长制的社会结构里，尽管我们的经历与她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将她们的经历或者我们自己的经历用语言来描述时却显得很陌生。因此，本书中使用的引号既表现了访谈过程的交互主体性、口述破碎性的，又在用语言描述受害者经历的过程中表现了“陌生”感。我们相信，这种陌生感在今后女性用语言来谈论各种经历时，将与引号一同消失。
最后，研究组的介入点还表现在《参与记》中。为了展现口述工作将口述者与访谈人﹑口述的情况和条件融为一体，研究组刊登了《参与记》。《参与记》为读者讲述了口述者与访谈人的私人关系，或口述原文以外的脉络（例如，口述者因个人原因或政治原因未在原文中说明或只能删除的故事）。同时，还加入了在与口述者见面，倾听及编辑她们的故事这一过程中，编辑者所遭遇的苦恼等内容。当然，有些口述者的隐私要坚持保密，在《参与记》中也不能透露。甚至有些口述者第一次开始访谈时同意刊登，但访谈快结束的时候又后悔了，使这些内容无法在本书中收录。研究组认为受害者拒绝访谈或出版这一情况，以及她们拒绝的过程和脉络，也是家长制社会中不同形式的“证言”，因此除了《参与记》，还刊登了《失败记》。通过《失败记》可以感受到受害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受到残害的情况，以及倾听这些故事的工作是怎样的一番激烈斗争。
编写《参与记》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几次争论。尤其是很难统一对口述者的称呼。组员们都有各自的理由，坚持用“奶奶”、“她”或直接用口述者的名字。通常，用奶奶来称呼受害者，这样的称呼显得亲切一些，使她们的形象能够不那么沉重。然而，反对用奶奶这一称呼的组员认为，在韩国社会中，奶奶被形象化为没有力量的，无性的，无条件谦让他人的人。这一称呼与我们的工作初衷背道而驰，我们要把口述者表现为有自己个性的独立主体，而不是所谓日军“慰安妇”这一集体，使用这一称呼会犯下使用所谓奶奶这一固定形象再将口述者集体化的错误。因此，我们不使用奶奶这一称呼，而是用口述者的名字或人称代词“她”来称呼，摆脱了将日军“慰安妇”集体化的固有观念。尽管如此，主张用奶奶来称呼的组员们认为我们同口述者见面时没有直呼其名，而是称她们为奶奶，据此这些组员主张哪怕在《参与记》中也应当直接表现出我们与口述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再有，在访谈的情况下，口述者是讲述的主体，我们是倾听的主体，使用第三人称的人称代词“她”也会给人一种将口述者他者化的感觉。但奶奶这一称呼绝不是照搬韩国社会的相关固有观念。访谈过程并不是我们观察口述者的过程，而是存在一个相互作用，我们在直接表现这一点的积极意义下使用了奶奶这一称呼。研究组并未将这两个问题意识整理为一个方向，统一称呼，而是将这它们一同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共同思考。